如果你还看纪录片说明你还在思考。
如果你爱看纪录片说明你内心还未死去。
如果你坚持看纪录片说明你收获了苍凉的背后是莫大的痛苦呼唤你前行。

在1984bbs，在豆瓣，翻墙在谷歌海外版，在twitter都没有找到这部纪录片《归途列车》的相关下载地址。很遗憾只能等，等一个相关较为开放的交流影展，等好心人放出弥足珍贵的下载源，等一部分人内心被唤醒，等有那么一点良知人性的畜生能堂堂正正的站出来…….

故事的背景浓缩在：一个讲地道四川话的农民工家庭回家途中，所发生的前前后后那背后故事。广东打工，进制衣厂，坐绿皮火车，背着塑料的蓝白色条文的编织袋，又抑或扛着巨大的包袱、铺盖卷儿什么的。这样的人群在吾国数亿亿计，毫不夸张的说，在民工大省四川，乃至全国，一个家庭至少有这样一个外出务工的人，这些人靠体力吃饭，得不到体制的半点恩惠，甚至就连基本的权利也没有办法顾及，更别谈扯淡的所谓社会保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连眼屎那么一丁丁点都无法凸显。

因为人太多，因为约定俗成的规矩，因为一次回家的团聚，更因为上千年来腐化的封建主义教条约束着人们成为犬儒。他们选择最廉价、最劳心费力的方式回乡。这回乡途中会发生很多故事，挤火车，抢位置，睡过道，抢占茅坑那一巴掌地方的休憩。短短几十个小时，犹如人间炼狱叫人欲罢不能，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

导演范立欣，正是用这样一部纪录片去展示这个美好国度，无上优越性国家的零零总总的脉络。却他妈的成了禁片，吾不知道有些人到底怕什么？怕起义，怕游行，还是怕拿起镰刀、锤子砸了你丫的官邸，烧你丫的房门，奸了你丫媳妇和情人？

引用《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看了你或许会对这部片子又更深的感触。用事实说话，有理有据，你丫再狡辩，也干得是他妈的捏着鼻子哄眼睛的事情，人民要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一家人的和睦，平平安安的生活，所谓的制度，体制，国之根本这些冠冕堂皇的定义对于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有的只是想千里迢迢去看看远处那狗窝、鸡棚般大的一亩三分巴掌的窝棚和那年迈还依旧老不死，小的呱呱坠地的碎娃。

如果有得选，他们不会只在春节回家——纪录片《归途列车》里的中国农民工

题记：

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出炉。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身后，是“Chinese Worker”。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2009年中国的“保八”目标看似白日梦，但中国最终做到了，并且由此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这该归功于谁？《时代》认为是“数千万背井离乡且多数是抛下家庭，去高速发展的沿海城市打工的中国工人”。从这段描述来看，《时代》周刊所指的“Chinese Worker”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中国农民工。

就在《时代》年度人物出炉前一个多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归途列车》获得了最佳纪录长片奖。这部制作近3年的纪录片，主角是一对离开家乡去广州打工多年的农民工夫妻。导演范立欣管他们叫“张哥和陈姐”。12月初，这部影片在广州的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展映。

老张夫妇从1990年就离开广安回龙村的家，到广州的制衣厂打工，几年才回家过一次春节。外婆在农村老家照看他们的孩子，张琴和张阳姐弟俩。夫妻二人没日没夜地工作，只为一个目的：供两个孩子念好书，将来离开农村，也不要再像自己这样辛苦打工。但正值叛逆期的张琴不听父亲劝阻，辍学到了广东的另一家成衣厂工作……

车票·路子

“中国有1.3亿外出务工者。他们只在每年的春节返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归途列车》的引子，这样的字幕配着2008年初广州火车站拥挤的人群。

2006年冬天，广州的一处城中村，赤膊的工人把一个个纸箱堆在街边，镜头停在纸箱上的“MADE　IN　CHINA”；在张哥和陈姐打工的车衣厂，嘈杂的机器声中，两个孩子躺在一边工作台上的衣料堆旁酣睡。

2007年初，三年没回家的张哥陈姐，连着好几天去火车站，却还是买不到座票。老张脸上是竭力克制的焦虑。《归途列车》摄制组有四个人，因为拍摄得到广州火车站的协助，他们早已买到车票。但他们不能帮这对打工夫妻解决车票，必须跟着他们一次次去排队。老张夫妇知道这些“电视台的人”其实有路子。“他们太老实了，从没有向我要过任何帮助，尤其是爸爸，他的自尊非常令人敬佩。”导演范立欣说。因为不知道张哥哪天才能买到票，摄制组其实在很早之前就买了同一车次连续三天的车票，确保能和他们一起上火车。

火车站售票处的拍摄让摄制组非常头疼。拍纪录片的总希望别引起注意，但在火车站他们总是引来围观，拍摄老张夫妇排队买票，还险些点引起骚乱。春运期间，排了两三天队的人到了售票口总是被告知没票，可是黄牛手上却有发往各地的车票，人们一肚子怨气。他们很自然地把摄制组当成了电视台的记者。“被误认为官方媒体的我们很容易成为失控情绪的发泄口。最后还是警察把我们从上百人的包围里解困出来。”摄影师孙少光自述道。

《归途列车》里，正值叛逆期的女儿张琴，因父母长年离家感情疏远，不听父亲劝阻，辍学到了广东的另一家成衣厂工作 图/范立欣工厂·禁忌·肥婆裤

媒体始终是工厂的禁忌。老张夫妇所在的小工厂大约有四五十个工人，老板最早也是四川打工仔。“第一年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去工厂里面拍。”范立欣带着摄制组每天在工厂外徘徊，费尽口舌解释拍摄不会有任何伤害。差不多说了一个星期，最后让他们进去拍一天。
2007年，老张18岁的女儿张琴辍了学，到了广州新塘一家更大的制衣厂打工。范立欣几次请工厂主吃饭喝酒，甚至把当地市委书记也请到饭桌上“公关”。最后软磨硬泡，范立欣终于在张琴的宿舍拍摄了三次，在工厂拍了一次白班和一次夜班。

纪录片的画面充其量只能表现出简单而繁重的工作和简陋的工作环境，并没有深究到这些工人有没有社保，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一个小伙子坐在地上一堆牛仔裤旁做最后的修剪，他比划出肥大的裤腰，告诉摄影机这些裤子是出口的。“中国人两个都穿得进去，这种肥婆裤。美国人又肥又大。”

范立欣要求摄制组像工人一样按时上班下班，即使没有可拍的内容也在车间里呆着。“他们还在工作，我们经常倒在他们的衣服堆上就睡着了。”摄制组用时间换取工人和老板对摄影机的适应，直到最后老板连发工钱也不避讳旁边的摄影机。

雪灾·兜圈子

“爸爸读的书比你们还少，有的事想得到也说不出来……尽量为自己的学习着想，将来能出人头地。”2007年春节的年夜饭，老张尽可能努力地叮嘱一对儿女。但这一年女儿还是辍学了，这让老张夫妇忧心忡忡。他们离家太久，连亲情意义的沟通也显得脆弱和笨拙。每一次去新塘看女儿，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劝说她回家上学。

2008年春节前他们带着女儿一起回家，在广州火车站挤进了已经滞留4天的人海。

南方雪灾造成的铁路电力中断赶上了“春运”。范立欣记得当时报纸上说，还有60万人滞留在广场。铁栅栏把人海分隔成若干个格子，每隔几个小时让人群动一次.“那个镜头很痛苦，就像放牲口一样。其实哪儿也去不了，没车了，但是你没办法跟他解释清楚。”范立欣说，“人家一年就指望这一次回家看看，你告诉他没有车回去了，你说得了吗？他也不会听。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老站着，会乱。所以就兜圈子，兜了几天几夜。这个办法很让人伤心，但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摄制组也挤在人流中，不敢开灯，只能很小心地偷偷拍。“一开灯大家知道记者来了，那个情况一旦失控真会出人命的。”
60万人的茫然和焦虑，即便是中国人，未曾亲历也很难想象。范立欣在广场上遇到了BBC、CNN等国外媒体，他们更难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老问我，怎么会有警察？怎么部队在那里？我就跟他们讲这些警察是在帮助他们。”

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女儿走散了，他想翻过一道栅栏去找她们，武警战士拦住了他。“你今天在那边站岗，明天你也和我一样走到社会上……”男人疲惫地论理。栅栏那边同样疲惫的小战士没有话，只是轻轻拍着栏杆上男人的手。

如巨龙般无限延伸，看不到头。

几个工人，让原本死气沉沉的物体有了生机。

全画幅相机带超广角镜头拍摄，你觉得它像根儿啥？

一排排，一个个，笔直的矗立远方，像不像某国的禁卫军呢。

下班回家吃饭的农民工们。

GDP除了房价、地皮、以及搜刮民脂民膏，这样的构造也会生产不少的鸡的屁。

是怪物，是宝贝，最后都由看官们说了算。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艾滋病疫情，我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

远在1982年有专家已发现艾滋病病毒进入中国。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报道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先生发现库血中存有艾滋病病毒之后，他大力呼吁，自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这些重要举措，负责人民生死的父母官们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对艾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广告强行插入 PS:2010-8-26 23:16 1984bbs电讯 真理部最新指令：删除南方周末关于高耀洁的文章，各网删除南方周末关于高耀洁的报道。

90年代“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200 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与蔓延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染上了病程漫长（会拖延十多年）的艾滋病，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道理，真可谓有苦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对艾滋病属于“保密”范畴。压制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村，调查了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的人，等捂盖的措施。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还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艾滋疫区。

1996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的意识到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会只有这一个人，她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从此把以往我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不久前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而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一切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时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

自1996年秋，我开始编写印刷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共印出120万份，发往全国各地。同时，我又编写了七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发往各地50多万册，共出版100多万册。这些费用包刮邮费和外出的旅差费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都是来自各项奖金，稿费和我的私人积蓄。我从未接受过任何捐款。我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为处境险恶。1999年已发现当局对我很不友好。

2000年，对我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同时监控我的电话。他们禁止我在大学讲台上作科普讲座，包刮艾滋病知识。
2001年，我开始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当局便禁止我接见记者，不叫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不准许我出国领奖。
2003年，当局利用骗子把我告上法庭，虽然他败诉了，但当局对我仍持反对的态度。
2007年，美国为我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阻扰我前往美国领奖，把我软禁在家半个月。由于现任国务卿希拉莉女士的努力，中国放行了。他们马上找我，要我到美国后以高耀洁的名义成立基金会，被我拒绝了。来美国时仍有人监视我，封闭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气哭了。

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挽留我常住美国，他们说：“为了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国，那里还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儿，他们需要我，我不忍心离开他们。抱着这种态度和目的，我又回到家。当局表面上对我很好，不但送我食品，还送我电器。其实不然，他们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装了四个监视探头，并且继续监控我的电话，电脑和信件。

2007年的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大官，他说：“徐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让你写一本《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县文楼村看看……领导说了，我们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只用你的带头，指导，签名……”我一听，其中大有文章，我当场拒绝了。三天后他又打个电话，我还是没有答应写这样的书。但我明白了，对我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替他们说假话来骗人。

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访华，要求2月22日见我，当局表面上同意了。2月19日我到达北京，20日派一个已经从中医学院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飞往北京，通过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计我会住在曾金燕家，国保堵住曾家房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实我未住曾家。折腾了两天她没有找到我。

2009年3月底，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你发放妇女人权奖”。我说四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领奖，到时我们再说吧。她说好。谁知上海的颁奖会推迟了一个多月。

5月6日早上，我的电话又被当局切断。中午有朋友来接我，她说：“你走吧，又要出问题了。”于是中午饭也没吃，就乘汽车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个多月后我又去了四川，六月初去了广州，6月12日我住进了广州郊区的明朗村，此处很偏僻。本来我只想住一段时间，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两三个月后就可以回家了。同时可以把我手中的三本书稿发给出版社，否则我对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属，特别是病死的人。

我进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三年多！在坎坷的道路上，走啊，走啊。现在走投无路了！官方悬赏500元给举报我的人，（举报其他人赏50元）。他们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进艾滋村。2003年3月 14日，我和高燕宁教授，杜聪及艾滋病疫区双庙村，差一点被抓住。我往贫困疫区寄东西（书籍、衣物）遭到当局途中没收。生活和行动被限制，电话和电脑被监控，外出被跟踪盯梢，甚至被软禁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迫使我的工作无法进展。

6月份，我得知谭作人先生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真实人数，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呼吁，却遭到许多阻力与打击，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他。我与谭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质类似，但我所做的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谭先生的前车之鉴，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留给后人，做为历史的一页，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外出，这时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我流的泪有时把枕头湿透。我已经80多岁了，在世时日有限，此行明知是埋骨异地。为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近3~4年来，艾滋疫区出现的一些情况，结合本人的遭遇，我明白了，艾滋疫情在农村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如今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见2009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不少未揭露出来的血站。只要没人说，外面不知道，官员们才能发大财，也能保住乌纱帽，总结他们用的五种妙法：

1、金钱收买，送红包、困难救济、受灾赔偿等。
2、物质诱惑，赠送食品、用物、家具、电器甚至楼房、汽车等。
3、荣誉拉拢，奖励、晋升、提拔、党票等。
4、给脸色看，压制、打击、恐赫、监控、软禁，甚至造谣毁谤等。
5、最后一招，对以上各种方法不能制服者，编造个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

这五种方法很灵，不少敢说真话的人在诱惑，恐吓中倒下来了，有的人再不说话了，有些“能人”一反常态，唱起了赞歌，好一个“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来掩人耳目。艾滋病防冶得力，现在局限的“血祸”疫情已过去了。今后艾滋病以吸毒传播，性传播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卖血发财的官员们，政绩显赫！达到了维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之目的，管他小民的死活。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想尽方法捂盖子，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吧？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上的看法不同是学术上的争论，竟被官方看成异己人士。救助艾滋病病人是一件好事，在物质上接济，精神上支持，为了他们更好地生存。

高耀洁2009年12月1日

高耀洁教授在200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日记者招待会发言稿
美国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BLOOMBERG 室

開放出版社 对华援助协会首发
2009年12月1日

高耀洁背景资料:高耀洁（1927年－），汉族 ，生于山东曹县，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专家，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成员，艾滋病防治（简称“防艾”）工作者。曾居河南省郑州市，2009年12月出走美国。其丈夫郭明久于2006年4月10日去世。至于与高耀洁一起关注爱滋病人的“老战友”胡佳，早在 08年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囚3年半。

1999年，她被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
2001年，她获得了全球卫生理事会（Gobal Health Council）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但因为地方政府拒绝签发护照而未能亲自领奖。
2002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同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于人民大会堂颁奖，颁奖者为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
2003年，她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马尼拉市市长赠送了她金钥匙，并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但高耀洁未能亲自领奖。《南方周末》2003年度人物题名。
2004年，她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11月2日，获得“内滕国际育儿奖”，颁奖于人民大会堂。《南方人物周刊》将她列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之一。
2005年，她编著的《一万封信》获得了由《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举办的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的“2004年度图书大奖”。
2007年，她获得由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生命之声”颁发的“妇女领导者奖”。颁奖仪式于当地时间3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莉·克林顿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表示“很高兴在这里见到高耀洁”。
2007年，38980号小行星以“高耀洁”来命名。
2007年9月20日，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她的妹妹和女儿代为领奖。
2007年9月29日，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高耀洁。

上述三点，下面这些照片都值得这周为各位看官推荐。

豫G33425是冯增这家的“门牌”号码。

蜗居在中巴车上休息不好，每到中午冯增就会躺在旁边修车铺打个盹。

中巴车“楼层”不高，冯增旁边是媳妇给他捡回来的老板椅。

这辆破旧的中巴车加上油还能行驶，但五年来没挪动一步。每当缺少零部件都从这辆中巴车上卸下来，倒车镜也成为家人梳妆打扮的镜子。小儿子身边的DVD是冯增买来给他学习用的。

媳妇刘宗英说，就这巴掌大的地方每天还要细心收拾一下。

增的两个女儿放暑假回老家了，小儿子留在身边。他跑过经常被大风吹倒的电视接收器。

CCIE的认证十分严格，Cisco公司从1993年开设CCIE考试，截止到2010年4月30日，全球共有CCIE 20860名，中国大陆共有CCIE 3560名，其中超过半数在国外工作。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同时也说明它含金量之高。当时培训老师讲（此人是CCIE获得者之一，微软连续三年mvp获得者）倘若你想成为一民牛逼哄哄黑客抑或真正的互联网掌权者，若拿到CCIE的认证，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一个市乃至一个省的网络。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城市也好，省份也罢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大的城域网，这里面的布线，以及路由架设你作为CCIE的工程师了如指掌，目前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关键部位节点的路由器布置几乎全是思科的产品，华为就思科而言也只能算幼儿园界别的小朋友。一旦你心怀不轨，你可以轻而易举控制这个网络导致网络全部瘫痪，想瘫痪多久就控制多久。作为一个CCIE工程你的能力完全可以设计出一个整套的城域网乃至互联网的线路布控解决方案。若你是CCIE的工程师，CCNP、CCNA这些人只不过是你手下的打工仔，你把方案拿出来，CCNP的工程师去负责分配任务，CCNA的工程师只有去干活，下苦力的命。

也就是说拥有了CCIE你就站在了思科网络工程师的顶点。作为硬件的工程师，那些微软的认证也就不足为奇，毕竟硬件的杀伤力是软件无法比拟的，再怎么牛逼的黑客，也只能在软件上下功夫，曾经打破病毒不感染硬件神话的CIH病毒制造者——台湾人陈英豪，也不过是找到部分硬件的设计上的BUG而已，用软件的写入导致硬件损坏。倘若硬件受到伤害，再强悍的软件也无法唤醒那冰冷的机器，而你的软件也不过是5块钱论斤卖的破光盘。

随着各大互联网巨擘先后买入云计算时代，庞大的计算以及数据交换给未来的互联网带来了更加飞跃的革命。当初Modem理论下载速度56/kb的速度已经无法满足Web2.0互联网的发展。曾经在2001年用网易25MB免费邮箱的就觉得大的不行的时候，现如今也许连装一个高品质的APE格式的音乐兴许都还不够。如今的邮箱少则1GB起，高则无限容量。空间越来越大，网速要求越来越高。相应的储蓄和交换介质的需求也就成正比的增长。而作为互联网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数据中心的需求就无可厚非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知道有数据统计没有，倘若把目前google数据中心的所有服务器和微软以及雅虎等公司的服务器一次排开，用火车拉能否有伟大的长城那么长，或许更长。

今天无心中看到一则新闻，是讲述关于微软芝加哥数据中心建立以及线路布控的新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往下看，看看互联网的背后，看看科技的力量，以及不为太多人所知的网络猎奇，这也许会让你对互联网的看法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感知和认识。

以下图为微软2009年建成竣工的芝加哥数据机房。

微软强大硬件载体背后的冰山一角。

微软09年建成竣工的芝加哥数据中心。

如此这般强大的控制系统叫人咂舌，这还是云云纵生数据机房中的一小部分。

堆积如山的服务器。

机房机柜罗列的正面照。

强大的温度调节冷却系统。

纷繁复杂的线路。

网络工程师的工作环境。

不知道各位看官看到这组图片后会有什么感觉，鄙人早已是激动不已。这真是伟大的杰作，科技的力量不容小觑。每当我们上新浪微博，或者点击某一张网页的背后，这些庞大的机器怪物如盘丝洞般的线路，都在为你这一次小指头的伸缩动作而复杂运作，每一个数据的发送与接收意味着它将要消耗着几瓦甚至几十瓦的电力。

可能有部分装逼会说，这有啥？不就是几张破图，老子从来都瞧不上这些东西，管我什么鸟事？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恭喜你，你中奖咯，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傻逼头号金字招牌非你莫属。

为了提供优质、快捷、稳定的服务，一个网联网巨擘乃至某一个小博客的博主都可能为自己的服务器花费巨大的心思。就拿谷歌为例：倘若谷歌搜索在亚太地区的访问增加，那么为了保证优质的服务，谷歌可能会考虑在亚太地区，日本、韩国、中国、马拉西亚、乃至马尔代夫卖地、建房招聘工程师，用货轮乃至飞机空运大量的服务器，然后调试安装建立一个乃至多个数据中心，以保证起产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是很好耗费人力、物理并具有相当高科技含量的事情，而非你等傻逼去广东打工做双破皮鞋，造个破裤衩的事情。IDC数据的机房的建立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需要有恒温的空气制冷系统以及散热系统，无论是硬件的服务器还是数据机房的房屋构造都配备控制制冷，需要房屋考虑抗震性，以及地板每平方米的重量承载，粉尘的多少，空气的湿度问题，电源的提供和完善的保障，备用发电机的安装，储蓄设备与服务器的搭配，防火系统的安装等等一大堆事情。

兴许有人会羡慕那些开法拉利、做宾利的贪官污吏以及暴发户是多么多么的有钱，这些人再有钱，能建立一个数据机房玩玩吗？就目前而言，国内考虑建立自己独立的数据机房的貌似就百度一家公司。而数据机房建立不需要太大，能有个几千平米足以。能达到4A标准的机房尚可，至于双线与多线更不考虑，机房建立的地点任选，或许就这么几千平米的机房，起造价成本足以可以换算成好几百套热线城市热销区域的商品房。

好了，今天的鄙人发布一篇不专业关于互联网科技小博文，就此搁笔，望不小心看到的工程师们勿笑话鄙人，更欢迎批评指正。

最后插一句：天朝那叫人头痛得抓耳挠腮的强大的GFW系统，其硬件过滤系统或许就安装在这数据机房的某一个服务器的节点处，有可能是出口的路由器上，有可能能是某一组机柜的线路交叉部分，它可能是如同DDOS黑洞硬件防火墙一样的铁盒子，有可能是软件的程序在硬件的核心写入部分，更有可能是软硬兼施让它无懈可击。

到底在哪里，吾也不知，想知道的看客，请致电北京邮电大学的方滨兴吧！拜拜，各位看官，祝周末愉快。

鄙人时常深夜时分感到无助，正如鄙人在微博上诉说一般：无助，乏味，甚至绝望。

四周的深墙大院，林立的铜墙铁壁，隐约浮在眼前像幽灵的影子，呜呜的飘忽不定。鄙人胆儿小，从不敢看恐怖片、惊悚片等片子，但是京兆乃一代圣城呀，不亚于麦加与耶路撒冷，再说了大、小雁塔立在那，几百年了还未倒，足以证明这不是豆腐渣工程。当初建立的原因就是用来辟邪，实在不行再花20块钱村口买条红裤衩也能辟邪呀，哪来这么飘渺的感觉呢？莫非真是见鬼了？莫非是十三朝古都建立时，那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冤魂不散又相约而至出来了？哎呀，饿的妈呀，越想越渗人… …

后来鄙人又回头来想：今天白天几近颗粒未进，夜晚暴饮暴食，吃了一袋米琪最大号土司面包，一块跟大石头一样的白面包估摸着重二斤余，还偷了同事她妈给做的酱排骨两大块，外加三斤美国提子，难不成是吃撑了。开门出去走走，夜已经深了，邻居都睡了，隐约能听见楼下有人还在挑灯夜战，噼噼啪啪的敲打着键盘的声音。城中村不安全，还是不要下楼吃烤肉了，指不定哪个酒疯子、村霸喝高了，一个啤酒瓶飞过来砸你个生活不能自理，靠，还活什么呀！爹妈老子都不在身边！

正准备转身回门时，嗖，看见了一道白色影子一晃而过，说时迟那时快，嗖嗖，如风如影，消失无影。但这影子貌似见过，像一人，一席西装，肥头大耳，有点像CCAVTV-5的主持人张胖子，也有点像老家第二综合市场卖猪肉那白杀猪匠，更像偷鄙人移动硬盘和旧手机那怂，这些都是像鄙人不敢确定，最后，这人吾想起，原来他是，他是，呀，他是吾的儿开希。当年因为鄙人年纪尚小，属刚走路的奶娃型，因为辈分高所以吾儿开希得叫爸爸或爹。当年他不好好学习，虽然考上了北大，但是因为不干正事邀约同学一伙出去打群架，被堂口执法者抓了，后来混不下去偷渡到去了法国，转到美利坚合众国，最后又跑到琉球。去年还给吾写了封信，说准备写个电视剧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信的内容如下：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帮会祠堂看门的一个小弟，曾经是帮会祠堂地的看门一号，现居巴黎。

最近我常常接到一些来信，和一些善意者当面的交流。就是叫我写文章多写一些乌龙帮的伟大，光荣，正确，少一些负面的消息。特别是在国外，在洋人面前更是如此。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毕竟现在乌龙帮强大了，毕竟现在帮会比以前进步多了，毕竟外国人都不敢瞧不起乌龙帮了等等。

我注意这些善意者，其中一些是今天乌龙帮官僚资本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者，还有一些恰恰是历史以来被专制统治者压榨最残酷，痛苦经历最深重的，最最普普通通的屁民。他们曾经在乌龙帮成立之初饿肚子，曾经是帮会在历史运动中激情参与者和无情抛弃者，他们甚至为了生活远渡重洋，他们被红色高棉杀戮，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被所谓乌龙帮血杀军（带头大哥直接领导的小弟，权利巨大，有先斩后奏的本事，只替带头大哥办事）击溃到孤岛之上，他们的庙宇被毁，他们的教会被砸，他们——

于是我思索他们真爱乌龙帮吗。久而久之，当我发现他们只对当权者，在上称王者毕恭毕敬，卑躬屈膝的时候，当我看见他们对他们的同族，同乡，同胞，乌龙帮的弱势群体缺乏起码的同情的时候，当我看见他们违心的回避历史，试图掩盖真相的时候，我明白了，他们内心其实很虚弱，很怕。说真话叫他们怕。

他们其实患上一种严重的心里疾病，其实我也患过，但现在好了。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瑞典绑匪绑架人质6天，土八路专制政权绑架屁民60年。60年你没有意识到你被绑架，你真以为你是自由的，你真以为你是现代公民权利，你真以为你有监督批判执政党的权利，你真以为你在天朝你可以摆脱党国的辖制，你真以为共产党就是中国吗。你真以为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吗。

1949年乌龙帮通过武装暴力血斗，夺取东方大陆的大块为招拍挂土地，并建立专制帮规，这个帮规不是小弟选的帮规，对于当时四亿三千万小弟以及之后衍生的十四亿家眷来说，接受也要接受，不接受也要接受，反正是霸王硬上弓。最初就一帮地痞、流氓、碎娃子般帮会绑架的形势，所谓历史必然。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集中营战俘乱伦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古拉格集中营的作者这样形容共产集权国家，他们妄图将坏分子都抓进集中营，可是有一天他们发现，在集中营里面的人呢越来越多，外面自由时空里面的人呢越来越少。在专制国家人民就成为独裁者的人质。在今日乌龙帮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帮会帮规职能都在失控的状态下运转，只有一个职能没有丧失，就是乌龙帮的血杀堂武装镇压功能有效运转。对帮会维权抗暴群体采取疯狂镇压.但是一代代帮会带头大哥于是乎杜撰一个百年童话，每个总书记（帮会的总老大）都说再过一百年，吾帮、吾堂口如何，八年后，下一个继任者继续说再过一百年如何如何。每天报纸和头条都是带头大哥号令坚强政府，给人民带来多少利益，多少恩惠，岂不知那就是下面的小弟自己当得的。这些所谓各堂口的堂主当做的。

乌龙帮尽管采取对外改革开放30年，但是直至今日成为控制消息媒体技术和人数最多，最严密的帮会。控制思想封锁消息是他们百年大计。

而绝大多数乌龙帮人没有本领出国，偷渡，突破封锁看见新消息。无路可走，只有俯首听话.

乌龙帮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军事阅兵，武装镇压，使得许多乌龙帮人不知不觉，无可奈何沦为他们工具，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于是乎，我们就看见如下的景象。那些没有权利看见西方自由广播的乌龙帮人大骂西方黑手党媒体的绯闻八卦，因为感恩乌龙帮给他们在乌龙帮媒体骂外国黑手党权利。那些被红色高棉和东南亚赤匪杀戮无数亲人的，今天在五星红旗下热泪盈眶。那些被乌龙军打到大海里面的民国遗老权贵，乌龙庆贵宾席上啧啧称赞。偷渡到自由欧美，享受着自由世界的免费医疗，进步成果，还感恩乌龙帮原堂口发了下岗再就业的钱.乌龙帮掠夺农民土地所有权，饿死数千万的乌龙帮的小弟，刚刚获得联产承包的权利就感恩党的好政策。第一任带头大哥嫖客毛文革霍乱十年，死者百万，做掉嫖客毛的老婆，平反一批人，就欢天喜地。六月初四争堂口的火拼全帮上下一心民主，六月初四血拼后，乌龙帮给了乌龙帮人数钱的权利，就是第二任带头大哥矮子邓的春天了。翻过身来，这些人鞭笞六月初四的学生——–

于是乎，什么乌龙帮适合专制，乌龙帮有自己的帮规和家法，民主乌龙帮必会大乱，乌龙帮人都是矮骡子，兄弟多，底子薄，民主好慢慢来。琉球三联帮民主挺乱的吗，没有人替代乌龙帮，我听说谁谁亲戚一丝不挂跳楼了，听说是练葵花宝典的，帮会堂主多数是好的，极个别是坏的，乌龙帮有腐败，哪个帮会没有啊。帮会宣传机器造谣，其他小弟跟着传谣。

有学者说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个人是帮会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帮会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帮会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统治的一个帮会帮规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帮会与小弟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火拼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帮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其实就是专制者的目的。不是人当人是猪，而是专制者要当帮会是猪民。可是上帝创造人，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选择爱与不爱，恨与不恨，要和不要。而不是机器人和可驯养的牲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体制化的产物，当人质（包括被帮规体制劫持的小弟）习惯并依赖劫持者提供的信息时，他们也就安于劫持者给他们提供的环境，这是人本能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具体表现为自欺欺人、选择性遗忘、合理化

人们曾经形象地形容：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偶尔回到人间，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就是解救他的天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丧失对自我的认可和记忆，仿佛是被豢养的宠物，无视自身巨大的剥夺，却对渺小的赐予感恩戴德，甚至被解救后，仍然会对监狱（他们心中的天堂）报以怀恋的泪眼。

对于乌龙人，摆脱近乎绝症症状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家一起，制止帮会的乱整的绑架行为，次之废除绑匪绑票规则，再次之，你起码应当知道绑匪不是好人。为贼人说话是可耻的。

信件的大致内容就是如此，鄙人看完信件才知道，原来吾儿，开希。在琉球进了三联帮，与吾们的乌龙帮不同，三联帮名气很大，帮会给外人的看法就是经常堂口大哥开会，三句两句不对抄家伙就上，管你是新竹帮还是西门町的老大照打不误。但乌龙帮经常内讧，却不像乌龙帮是堂口的堂主打架，是堂口的堂主收拾下面的小弟，哪个堂口的小弟敢犯上就要被帮规处置，当年吾儿开希就是因为不听劝住，犯了帮规第一条，以下犯上、聚众闹事。结果事情闹大了，闹到了总堂，带头大哥下令用家法费了他，各堂口开除了乌龙令，要杀吾儿，开希。幸好吾儿，开希命大逃离帮会，去了琉球。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黑帮题材的电视剧，不过，鄙人觉得吾儿写信的内容不全，只不过是一个大致的脉络，鄙人想勾勒出这个剧本的梗概和框架，想必拍成电视剧很有意思。其实，这会回想起晚上看到的嗖的影子应该不是鬼神，有可能是鄙人真的吃多了，今天天明才知道原来这是一想起个活生生、原原本本现实生活中的梦，不过梦变成现实的蓝本罢了。

“娃娃哨”因吹起时呜呜作响，故也称“泥叫叫”，在民间统称“耍活”。娃娃哨是一种模印捏制成形、经低温焙烧而成，兼有声响的儿童泥玩具。相传，在清末鱼化寨东围墙村外的“娘娘庙”里住着两位从外地流落至此的老汉，以做娃娃哨为生。因其乐善好施，村上小孩都有娃娃哨玩耍吹唱。他们的举动启发了鱼化寨人的灵性，后来村民们相继投入娃娃哨的生产，也因此，东围墙村后来被誉为“娃娃哨村”。在过去，每逢农闲时节，村子里家家户户取土做娃娃哨，送到古城西安城隍庙、八仙庵等地，由挑担小贩穿街走巷叫卖，十分畅销。泥叫叫亦成为当时孩童们心中不可多得的玩具。

娃娃哨从清末至今，经历了起起伏伏。现在，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鱼化寨当地的村民早已经不再制作娃娃哨，甚至一些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娃娃哨为何物。就目前而言，西安市共有两位娃娃哨手艺的传承人，一位是生活在白鹿原狄寨街道办的徐文岳老人，另一位就是鱼化寨的杨云峰，如今，他们二位都已是年过古稀。

时间流转，渐渐的80、90甚至00后们或许已经不知道当初的泥叫叫对与他们来说会有什么感触，就如同现在的人不滚铁环、打弹球一般，这些即将消失的物件也许有天会随着这些老人的作古而销声匿迹，因为，慢慢的我们除了吃快餐，上网，追明星、脑残、射精……其他我们都已不会。

老人制造娃娃哨的泥质模具

老人展示烧制后的娃娃哨雏形

老人将烧制后的娃娃哨加以色彩，每个步骤全手工制作，现代机器无法替代，也不会发面积量产

老人的工作室的陈列台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娃娃哨，每天摆弄一下，也算是一种晚年的生活乐趣

父子俩一起制作娃娃哨，但儿子的制作似乎只为了替老人解闷，而非有心想传承和发扬这门手艺

透过玻璃门，老人孤独的坐在阴冷的工作室，左边的花那么安静，老者孤寂而落寞

杨老不仅会做娃娃哨，捏泥人也是一把好手，学者自己亲手做的泥人，摆弄着泥人的姿态，老人很是开心

最后的娃娃哨，最后的三国演义众生相

他们应该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有关领导，以至于这里的娃们都应该向天三叩头感谢。因为你们今年高考可以直接降低30分。97%能上大学，多么高的升学率呀！天朝威武，吾国牛的逼。

今天，看完了CCAV，咱们再来看看财经网。少了胡舒立的财经网并没有死，依然坚挺不拔。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实习记者 胡剑龙 韦雪

浓重的尸臭味弥漫了山坳里的整个小城，不时有行人掩鼻发出干呕之声。
许多房子的底层埋在了泥浆里。一位杂货店主躬身从已被没顶的货架上，摸索出被泥水浸透的芙蓉王香烟和沱牌酒，这个40多岁的壮年男子一边细细地抠掉包装上的泥浆，一边小声的啜泣。
这是甘肃省舟曲县泥石流灾难发生后的第三天，城中重灾区一片灰茫茫的泥潭。烈日炙烤下，低洼地里泛着气泡，沁出的血水周围，苍蝇飞舞。
一队队消防武警官兵聚集在泥潭上，用铁锹和铁镐掏出几米深的洞，清挖尸体。每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传出，意味着又一具尸体被发现。
家属们浑身是泥，互相搀扶着趴在泥潭口，守着亲人一点点露出手脚，浑然不觉尸臭；有全家覆亡的，由亲戚、朋友、同事在守着；有家属将装殓的衣服摊开在挖掘现场，等遗体挖出来后，帮着穿上去。
很难想像，几天前这座城市还是一片祥和：依山而建、绿树掩映的商铺和民居，拥挤而热闹的曲折街道，映照着白龙江对岸山上的八个巨大红字：藏乡江南，泉城舟曲。
深夜呼啸而过的泥石流在这个弹丸之地埋葬了至少1156人。这仅仅是可统计的常住人口，难以计数的遇难外来务工者尚未纳入统计。
中国灾难史将记住这一笔：公元2010年8月7日晚11时50分，一场暴雨之后，近200万立方米泥石流从舟曲县城头顶的三眼峪沟、罗家峪沟席卷而下，摧毁了小半个县城。
这是一个建在泥石流扇形地上的县城，这是一个上千年来一直伴随着泥石流威胁的县城，这是一场始终存在又被忽略的灾难。这座城市在一步步的扩张中失去理性，而地质灾害防治和监测预警的缺失，导致灾难最终吞噬了它毫无防备的居民。
在中国，受泥石流危害与威胁的城市，仅县级及以上级别的就达到150余个,分布在20个省级行政区及特别行政区内。在城市大肆扩张的背景下，城建的无序扩张、资源环境的破坏恶化、地质灾害防治和监测预警的滞后，都在无限放大泥石流的危险。
而舟曲以其伤与殇，以其无辜的性命与血肉之躯，完成的不过是一个预言，一个前奏性的警示，以及一个不知能否走出的循环。

灭顶之灾

电话是突然没有信号的。
泥石流发生时，刘吉琴的侄儿正在和他女朋友打电话。女孩最后听到电话里有人喊停电了，打过去再也无法接通，至今亦未能寻见他。他俩原计划在8月15日举行婚礼。事后女孩水米未进，哭了三天。
8月7日晚上的县城下着小雨，像所有的夜晚一样睡去。
舟曲县城关镇月园村村民刘吉琴在睡觉之前看了看窗外，县城背后黑黝黝的山谷里不断电闪雷鸣。不过城里雨始终不大，她安心地招呼大儿子睡觉。丈夫在兰州打工，她在月园村旁边的隍庙山开了个商店，晚上和大儿子守着，家里其他人住在村里。
商店打烊得晚。23时50分，刘吉琴刚睡下，外面就传来嘈杂的声音，伴随着震天动地的闷响。刘吉琴起初以为有人打架，后来听到一阵“墙倒了”的喊声，她赶紧起身，叫醒儿子，跑出房子，躲进旁边县委党校的院子。
泥石流来了！
她第一时间拿出手机想拨给家人，但电话无法接通——县城通讯中断了。她摸黑跑到街口，往山下的月园村张望，然后就瘫坐在了泥地里：她家的房子以及整个的月园村，已全部被泥石流吞没。
刘吉琴家六口人被埋，一个都没活着。
8月8日，父亲和小儿子被挖出来。60多岁的老人紧紧抱着11岁的外孙，孩子完好无损，像是睡着了。而老人头没了，右胳膊也不见了。
第二天，母亲和大哥被找到。母亲在厨房里，大哥还躺在床上，都已经浮肿。而侄儿和侄女一直没能挖到。
24岁的侄儿是一位老师，三年前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乡下教书，今年年初才调入家门口的中心小学。侄儿、侄女早年丧母，完全由奶奶抚养长大。
刘家的房子是汶川地震后新建的。地震把之前的木板房毁了，父亲花了一辈子积蓄，再加上银行贷款，共40万元修建了新房子。
连续三天，刘吉琴守在泥滩上。挖完自家还要去挖大伯、二伯家，他们没有人出来。刘吉琴整个家族共有53人遇难，他们都是月园村村民。
月园村共有居民约800人，舟曲县城关镇党委书记闫拥政说，除在外务工和上学的50多人外，当晚村内幸存者只有十几个人。
村支书的儿子何强新是幸存者之一，他的故事不断被人转述：黑暗中被卷入泥沙、后裹挟着一路流入下游，何强新被一栋楼房挂住，冲进二楼的客厅。屋主扶着他逃了出来，他最后因头部受重击被送入天水医院。
这些幸存者又是何等不幸，他们从此成为形单影只的人，心里的故乡再也回不去了。
这次泥石流中，月园村只有东北角山坡上的数栋居民住宅楼和建于康熙年间的鳌山寺没有毁坏。此外，三眼峪泥石流肆虐过的三眼村、北关村也遭受重创，而隍庙山另一侧，罗家峪村也基本被毁。
脆弱的山城
站在全县最高建筑、舟曲县政府大楼上，当晚加班的吴兴（化名）看到了惊人的一幕：电闪雷鸣映照着县城背后翠峰山墨一样黑的峡谷。突然，伴随着闷雷般的响声，巨大的山洪像一只怪兽，卷着楼一样高的石头，震天动地，转瞬从三眼峪峡谷口倾泻而出，顺着山坡席卷县城，林立的房屋摧枯拉朽般被吞没在泥石流里——仿佛电影《2012》真实呈现。
从谷口到县城，不足一公里的距离，落差近100米。泥石流如同从天而降，让睡梦中的人们毫无逃生的机会。之后泥石流直奔谷底的白龙江，大量泥石堵塞江流，汹涌的江水又回淹县城。
吴兴没有想到，自己居住多年的县城、家园，在泥石流面前是如此脆弱。
舟曲县城前临白龙江，后靠翠峰山等多座高山。三眼峪沟是白龙江的一级支流，流域共发育有大小沟59条，面积25.75平方公里。从高处俯瞰，就像一只水瓢扣在白龙江的左岸。而舟曲县城恰好坐落在这只逾25平方公里的巨大水瓢的瓢口。
陡石山是三眼峪沟临近最高的山峰，海拔3828米，而三眼峪最低点——县城入河口处的海拔仅1340米，相对高差将近2500米。由于沟谷强烈侵蚀下切，横断面呈“U”型，这样的地形有利于水流汇集，也为泥石流形成和流动提供了充分的能量。
事实上，这座建在泥石流上的县城，一直与泥石流恩怨纠葛，兴废相连。
据地质资料记载，舟曲县共有滑坡隐患点43处，白龙江河谷是滑坡灾害分布最集中的地带，舟曲城区是全县滑坡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仅甘肃省道313线两河口至县城17公里的路段两侧，就分布着13处灾害性滑坡，滑坡灾害点则遍布全县22个乡的116个村社。
如此密集且活动频繁的滑坡分布，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属罕见。
从有记载的1823年以来，180多年间，三眼峪沟曾爆发11次较大规模的泥石流灾害，对县城皆造成严重危害。近期则在1989年和1992年两度出现了大的泥石流灾害。而小规模的泥石流在三眼峪的二级支沟每年都会发生，较大规模的泥石流也会平均每两三年发生一次。
曾参与1997年三眼峪沟泥石流综合防治的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吴宏告诉《财经》记者，三眼峪沟内共有滑坡八处，合计滑坡体、坍塌堆积物等有5163万立方米，其中可直接补给泥石流的固体物质约2510万立方米。
这如同一个巨大的核弹，足可将县城彻底埋葬。
之前于1992年6月4日发生在此地的泥石流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大致为50年一遇，泥石流持续45分钟，共冲出泥沙10.6万立方米，冲毁房屋344间，死伤87人。
而这一次，从三眼峪沟冲出的泥石流达150万立方米，从罗家峪沟冲出的泥石流达30万－50万立方米，泥沙总量达到1992年的20倍。
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舟曲县是一个干旱地区，多年来平均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这次在40分钟内降雨达97.3毫米，历史上不曾出现过。
而地质条件特殊的三眼峪沟在瞬间汇集了25平方公里的降水，迅速形成了超级泥石流，导致了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

失衡的生态

植被的损毁则加剧了泥石流的危险。
舟曲县城对面山坡上，至今挂着“藏乡江南，泉城舟曲”八个大字，但山野光秃、泥石流肆虐的现实已与“藏乡江南”美誉极不相称。
据《舟曲县志》记载：“舟曲山地，层峦叠嶂，万山皆翠50年代县境森林覆盖面大，山清水秀，生态环境平衡，空气清新湿润以后由于大面积开荒、毁林水土流失严重。”
史料记载，舟曲林木采伐始于明清时期，但真正乱砍滥伐是近几十年间，森林资源遭受掠夺性破坏。在1998年国家禁伐前，舟曲县95％的财政收入来自林业。
舟曲县与九寨沟仅一山之隔，九寨沟山清水秀，而直线距离约60公里外的舟曲，却满目疮痍。
如今爆发泥石流的三眼峪沟，曾经林木森森，大树盈抱，走进去遮天蔽日，但从上世纪80年代起也遭到严重破坏，周边村民的木屋基本上取材于三眼峪沟。直到汶川地震后，这些木屋才重建成砖瓦结构。
据统计，从舟曲县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许多地方沦为残败的次生林。加上倒卖盗用，舟曲的森林覆盖率一路从最初的67％，下降到现在的20％。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遭到超限度破坏。
舟曲的资源优势，很快由森林转为水利和矿产。据媒体报道，1998年停伐，2000年之后，舟曲开始在白龙江及其支流上大兴水电站。目前，舟曲县获得审批的水电站共55座，装机容量共54万千瓦，现已建成27座。仅横穿县境的拱坝河上，大小水电站几乎每隔10公里就有一座。
开挖矿藏也是舟曲的现实生态。据官方资料，“该县矿产资源贮量丰富，开发前景广阔。”现已探明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和非金属共10多种，主要有煤、铁、金、锑等，其中铁、锑等矿，储量分别在2000万吨以上。
白龙江沿线，一路高山峻岭，矿产资源丰富。从四川广元往上游进发，沿路可见梯级大坝、大型采矿场，本来狭窄的河道近半被矿渣填没，江中可见挖掘机、卡车来往，白龙江的水质堪比黄河。
据吴宏介绍，舟曲位于西秦岭构造带的西延部分，受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山等多期造山运动影响，地质构造十分复杂，断裂发育，褶曲强烈，岩体极为松动。而高山峡谷地貌失去了植被之后，遭受暴雨的冲刷下切，就会迅速变得沟深岩危，加剧泥石流的发生和危害度。
而修建水电站和开采矿藏，尤其是后者，会直接导致植被破坏和岩体松动。

与泥石流争地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马东涛说，没有泥石流就没有舟曲县城——这座县城的布局，正是在泥石流威胁下由西向东规划的。他也曾在1997年参与三眼峪泥石流治理项目。
此次遭受灭顶之灾的月园村、椿场村、三眼村和罗家峪村，坐落在本该泥石流倾泻的山沟里。在环境恶劣、发展局促的舟曲，人与泥石流夺地争锋的战争一直存在。
以月园村为例，这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小村虽然位于山洪倾泻口上，但最初只有几户居民。而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月园村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房屋建在泄洪道上。在上世纪80年代，该村仅有300余人，20多年后人口数翻了不止一番。
月园村不断扩张的规模，对应的是舟曲县城市化的进程。
夹在崇山峻岭间的舟曲县城，地少人多。县城测绘面积仅4平方公里，除河流、山体外，可利用面积1.47平方公里。城区东西不到2公里，南北不到1.5公里。
1959年，舟曲全县不过1万余人，至2000年，县城所在的城关镇不足2万人，而2010年城区人口已超过4万。加上周边人口，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生活着近5万人，人口密度位居甘肃县级城市之首，和省会兰州相近。
舟曲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李爱辉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人口急剧增长导致城市用地、用水、供电等基础建设超负荷运作，断水、断电现象时有发生。
舟曲县原无整体规划，形成机关企事业单位自占地盘，建筑和扩建混乱的局面。直到1985年，舟曲县政府才按要求进行县域总体规划，并于1990年1月经甘肃省建设委员会批准实施，规划面积2.48平方公里。
由于土地稀缺，地处偏僻的舟曲县城一亩地价格高至30万元，一些单位由于难以征到土地建设办公楼，只能租用和借用办公场所。汶川地震灾后甚至有21个重建项目资金已经到位，但无法落地开建，涉及资金1.44亿元，包括电影院、体育馆、幼儿园等占用土地面积较大的社会公共事业。
过去人少时，城区还集中分布在泥石流危害较轻的白龙江沿岸，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扩张，泥石流危险区也被开发利用。
为缓解建设用地严重不足的矛盾，汶川地震之后，舟曲县不得已提出了在城区白龙江东段建设“城东新区”的大胆设想，称之为“灾后重建在山缝隙里逼出了一座新城”。事实上，城东新区背后高山耸峙，就处在泥石流滑坡风险带上。
一方面是土地紧张逼迫城市向泥石流危险地带扩张，一方面是历史遗留的城市规划滞后，违规建筑猖獗。此次遭受灭顶之灾的月园村，由于毗邻县政府机关，“不少城里人都在这里买了地皮私建房屋。”村民说。
大量房屋没有审批，没有规划，违章乱建。居民房屋密集，并不断向泄洪沟中心侵蚀，最终将三眼峪沟的泄洪沟挤得仅剩下窄窄的三米。
城市一步步扩张，逐渐占据河床，这种扩张也一点点地失去理性，在与泥石流的战争中向“虎口”靠拢。最后泥石流倾泻而下，“虎口”恶狠狠地反咬一口，酿成惨剧。

缺位的预警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城市在扩张中愈加浮华，居住其中的人们并未意识到身边的巨大危险。
当晚，在谷口就有40多名民工住在帐篷里，他们正在进行三眼峪小沟一道尚未完工的拦渣坝维修工程。当泥石流突然来临时，他们浑然不觉，最低处的一顶帐篷首当其冲被泥石流卷走，8人丧生。
1992年的泥石流之后，18年来舟曲人再没有遭遇过类似大的泥石流。但这头怪兽只是潜伏着积蓄力量，地质危险一直存在。如果有及时的预警和治理，更多的人本可逃出生天。
甘肃地质环境监测院院长黎志恒认为，如果建立了完整有效的预警机制，泥石流能够提前40分钟被预警。
事实上，事发当晚，后山沟的雷暴雨从晚上8点半左右开始，下了整整三个小时，但县城只是稀疏地下了些小雨。这三个多小时内，三眼峪沟从暴雨到形成泥石流，一直没有预警。
当地村民说，1997年三眼峪沟内的泥石流监测点撤销后，那里就成为一条长达十多公里的无人山谷。整条山谷只有翠峰山顶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位70多岁的老和尚，只有他可能第一时间知道会爆发泥石流，但山庙里没有电话，从翠峰山上下来到县城需要三个多小时。
此前的1994年，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在舟曲成立群测群防管理站，监测已构成威胁的20多个滑坡点，每个点均设有预警员，其中包括三眼峪沟。但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每年仅拨给舟曲水保局14万元，由于经费不足，水保局无法维继20多个滑坡点的监测。这成为1997年三眼峪沟泥石流综合治理之后监测点被撤销的原因。
舟曲县水保局局长高辉明对此解释，每个监测点意味着相应的经费和人员配置，一个点每年需要经费六七十万元，而水保局总共只有十多名职工，并不够用。
就这样，头顶着2510万立方米泥石流威胁的舟曲县城，对三眼峪沟泥石流的预警监测成为了瞎子聋子。
但令人费解的是，2009年11月21日，国土资源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十有县”暨优秀群测群防员经验交流会，会议对全国首批321个县（市、区）单位以及314名优秀群测群防员进行了通报表扬，舟曲县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十有县”。

失败的治理

而被寄予一劳永逸厚望的三眼峪沟泥石流综合治理工程，也远未获得预期效果。
《财经》记者顺着三眼峪沟上溯察看，1997年全面治理时修筑的10余道拦阻坝全部被泥石流冲毁。这些拦阻坝均用大理石水泥砌成，并没有用钢筋混凝土。高辉明说，这些拦阻坝已被十多年来的大小泥石流淤满堵塞，失去功效，早就需要重新修建。
主持工程设计的马东涛介绍，这项工程以1992年泥石流作为参照，按照50年一遇防洪标准进行设计。在大眼峪沟、小眼峪沟和龙庙沟中共修建拦渣坝13道、停淤场一个、排导沟1.2公里以及防冲槛24道。工程做完后可拦阻三次到四次泥石流，工程使用年限为12年左右。在这次泥石流发生之前，库容基本上已满，但因为沟道较宽，应该能拦住部分泥石流和一些大的石块。
马东涛坦言：“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没做到位。”而整个工程规划总投资为929.59万元，最终的投资却只有400万元。由于后续资金不足，该工程1999年一期完工时，只修了10道拦渣坝，而排导工程一直未能实施。
汶川大地震后，舟曲县获得900多万元地质灾害专项资金，年久失修的三眼峪沟泥石流治理工程得以重启。
当时北京抗震地质灾害调查队进行全面勘测后提出，由于震后比震前滑坡的位移速度多5倍，加上地震后舟曲山体被震松，如遇大雨或暴雨，发生山体塌陷和大型泥石流的可能性极大。据该调查队测算，舟曲每平方公里的泥石流滑坡密度达到0.37个，共需要投入2.6亿元才能完全治理。
但舟曲仅获得900多万元资金，且需普及全县403个自然村，于是三眼峪沟拦阻坝依旧只能用大理石水泥砌，没有用钢筋混凝土。

致命循环

8月12日，灾难过去仅仅四天，救援紧锣密鼓进行之时，舟曲再发泥石流，通往城区的救援主干道被中断。
此次灾难，中央财政将拨5亿元用于抢险、救援和安置受灾群众。民政部救灾司司长邹铭告诉《财经》记者，这是继2008年中央、省、地30亿元援建舟曲之后，对舟曲的又一次巨资救灾。
而现今被泥石流冲毁的舟曲县城，几乎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刚刚新建而成。这样一座高风险的城市是否值得继续原址重建？
实际上，处于泥石流扇形地的舟曲县城，早已被认为是“不适合居住”的地区之一。马东涛即认为，除泥石流外，舟曲县域山陡、地震活跃，构造运动也很多，按理并不适合人类生存。
8月10日，甘肃省民政厅厅长田宝忠对《财经》记者称，由于目前尚处于事故救援阶段，如何重建尚不及讨论，但他个人认为原地重建不太可能。据其透露，有可能选择异地重建，然后在灾难地址建起纪念碑。
舟曲县县长迭目江腾则在8月11日对外界表示，由于山多地少，因此全城迁址不太可能。按照他的想法，目前的县城可继续保留作商业区，而行政区可另建于县城西端约8公里处的平川。
在高辉明看来，搬迁并不现实：在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祖辈居住的地方动迁之难可想而知。由于地震后刚刚原址新建，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舟曲只可能在老城的基础上发展。
民政部救灾司司长邹铭也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中央在5亿元救灾安置资金之外，并未有新的财政资金安排。
事实上，多位地质专家分析认为，对于先天不足的舟曲来说，县城现址已是相对最好的地方，即使有钱想搬迁，要选新址也困难。
而原址重建，必须先制服泥石流怪兽。马东涛认为，对建在泥石流堆积扇上的舟曲，要完全规避泥石流并不可能，但如果采取有效措施，并且经过一定的建设治理，的确可以将泥石流控制在一定的规模，把灾害降低到一定程度。“关键是你的措施是不是得力，你认不认真执行。”
“地质灾害防治和监测，这些是重要却看不到效益的事情。对于舟曲这样的国家级贫困县，总是到最后的紧急关头才会重视和投入，但往往为时已晚。”马东涛说。
8月11日，在泥石流洗劫过的三眼峪沟，《财经》记者遇到三拨国土资源和水保部门的专家与工作人员。他们在详细勘察事故现场和灾难状况。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地质灾害处处长熊自力称，灾难发生后，国土资源部共有150余名专家来到舟曲，对每一个滑坡和泥石流隐患展开拉网式排查摸底。
三眼村的村民说，这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上来看了——上次来，也是泥石流事故发生后。

实习记者潘国建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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